40年前的改革开放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生死契约、“分田到户”拉开序幕。土地直接关系到绝大多数人的温饱和社会稳定，是“三农”问题的核心，农村的所有改革几乎都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主线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，成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和重要标志。
改革前，常州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土地归属村社集体，由集体统一经营、统一分配。劳动成果以生产队为单位分配，交足公粮，留下集体用的饲料粮、种子粮和储备粮，余下再分配社员口粮。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时期，普遍存在着微观经济主体激励不足、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的问题。集体内部没有适当的激励机制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、收益权和处置权均缺失。在他们眼里，既然土地不是自己的，土地上的劳动所得也不是自己的，就不愿意投入劳动，常常采取偷懒、搭便车的方法，劳动生产积极性不高、劳动生产率低下。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时期改革奠定总基调，到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以例外的方式允许边远山区、交通不便地区的单家独户实行“包产到户”，再到1980年出台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》，明确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按照群众的需求实行“包产到户”，或“包干到户”。最后，1982年中央发出新时期关于农村问题的第一个“一号文件”，正式确立了“包产到户”和“包干到户”的合法地位。
常州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革，在起始阶段基本与全国同步。1978年，溧阳县上兴公社老河生产队率先实行联产承包，制定了“定劳力、定土地、定产量、定费用，超产奖励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。随后，常州所辖区、县的一些村社也探索推行联产到组、“联产到劳”等形式多样的责任制。1981年6月起，常州农村全面推广“联产到劳”责任制，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大量涌现。到1982年，常州市农村的“联产到劳”、包产到户全部转化为大包干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形成。到1983年4月，全市农村已有99.9%的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98%的生产队签订承包合同。
这一轮土地经营制度改革，并未回归到高级社之前的土地私有制。它摒弃了先前“农业社会主义”的追求和“大锅饭”的制度安排，推行“统分结合”的双层经营体制。这种模式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，改变了农村土地集体使用、统一经营、集中劳动的方式，形成了土地集体所有、家庭承包经营、统分结合的格局。农民跟村集体签订协议，定好到时候交给国家多少公粮，集体提留多少，其余的都归农民。集体的解散使得每一个农户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——土地，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，可以自主决定在土地上投入多少劳动力、肥料，可以自主决定种什么、种多少、怎么种，磨洋工的人焕发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工作热情，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力被空前释放。农业生产在短暂几年内就超越了历史水平，农村温饱问题得以基本解决。
但包产到户最美好的年景就是最初的10年。1990年之后，随着物价大幅度上涨，农资价格也随之上涨，而粮食价格却基本原地踏步。家庭小规模经营的诸多缺陷和弊病开始暴露，土地的过于分散和信贷短缺、市场信息的滞后、机械化作业程度不高等，导致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差、受市场波动影响严重。如何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，成为发展中碰到的新问题。常州地区乡镇企业素来发达，农业剩余劳动力较早开始向二、三产业转移。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完成国家粮食定购任务，常州发展出了以机械化集体耕作为特点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模式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推广按人口分口粮田、农业户承包商品粮田的“两田制”，鼓励土地适度集中。上世纪90年代，出现农田转包、转租现象。1992年秋，武进魏村镇新华村率先实行“一田制”，将全村土地总承包给农场主，实行粮食专业化生产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农业规模经营范围逐渐扩大，而且主要从解决抛荒、半抛荒向建设现代化农业目标转变，采取家庭农场、村办农场、站办农场、服务队办农场等多样化的形式。
为了规范土地承包、土地流转，2001年起，市委、市政府针对土地承包、土地流转出现的新问题、新矛盾，在溧阳上黄镇开展土地流转服务试点。2004年，出台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制度的相关政策。2010年，还在全市农村组织创建镇级土地流转管理服务示范中心，引导各地实施万顷良田建设工程，建设现代农业园区，加快将农村土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。土地流转以后，打破原有的土地格局，把土地重新集中起来，搞农田综合治理，将农村各类生产要素加以重新整合。经过农田的综合规划和科学治理，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，而且通过集约化、规模化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，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。通过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、登记、颁证，稳定了承包关系，给农民吃了定心丸。在此过程中，各种专业合作社、综合合作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，形成了一批颇具规模的高效农业产业基地。
近年来，我市武进区作为全国试点，大胆探索，先行先试，在农村土地征收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等“三块地”制度改革上取得突破，并且迈出了大步。其中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在这里破冰前行，作用一举多得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，把宅基地与它上面的住房合在一起进行，使它们既可有偿推出，也可用作抵押贷款；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，不仅建立多元保障机制，而且让不少被征地拆迁农民成为股东，同时还有利于缩小土地征收范围。
中央派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督察组实地调研后表示，武进区的“三块地”改革，取得了丰富的经验，形成了可推广的成果。武进的改革做法，在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《意见》中得到体现。《意见》指出，全国要“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”，“系统总结农村土地征收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、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，逐步扩大试点，加快土地管理法修改，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体系”；“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”，但“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”；推动农村“资源变资产”“农民变股东”，引导进城落户农民“依法自愿有偿转让”有关权益。
据了解，武进区今年进一步加大“三块地”改革力度，将实现征收、宅改、入市全推开，全区1066平方公里全覆盖。
常州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革，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。40年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革的主要经验与启示，就是政府的决策要尊重微观行为主体的自主选择，在坚守有关底线的同时，以实践为准绳，不断把人民群众的意愿变为合法化的制度安排。